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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现代中国 – 史景迁

作品简介

史景迁的这本《追寻现代中国》，基本是一部清史纵览。其内容十之八九是我早就耳熟能详了然于胸的。但史景迁的书写笔调还是能让我深感愉悦。此书写得顺流而下，既已将磅礴喧哗的主河道疏理净尽，也并未忽略在旁支逸流里浮泛的物什。风云人物都已施之浓墨重彩，微末角色也予以慷慨提及。写得着实有些宏大跌宕的样子。

史景迁的系列史学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既不是历史事件的跌宕演进，也不是历史背景的逼肖呈现，而是那些濒于消泯、如果不是史景迁前往打捞就很可能永远没入时光浊浪中的历史小人物的模糊身影。不幸的是，我的阅读习惯糟糕透顶，看书多是匆匆翻过作数，贪多求快。所谓读后感也多是对作者唯唯称善，少有只言片语的笔记。呵呵，不过看书不写书评，好比看贴不回贴，总是不厚道的，那说几句吧。

《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还是很可以看滴。我们从中很痛苦地看到，中华帝国原本是很有几次称雄全球的机会的，但我们总是很遗憾地与之错失交臂了。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掷骰子的水平不够好，或者西洋列强做老千的本事胜过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命运的赌局上输了先机。－－而是，始终被牢固吸附在东亚大陆上无力伸张，这似乎从来是我们这个曾经也虎视雄踞过的帝国的宿命。原因无他，仅仅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负累已将我们扩张的心力消耗殆尽，无暇王顾左右了。固步自封实属不得已，自救不暇的病夫那有空去管他人墙内的短长呢？能着手处理自身的满目疮痍已算难能不易。史景迁提到了清初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这的确是真正的问题，资源相对于人口的稀缺的确是社会痼疾中的痼疾。

首先是庞大人口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始终难以找到并落实一个恰当的制度制约，可以使得物尽其用、人尽其养。中华帝国疆域的广袤和生民之驳杂，都复杂到了帝国领导们那些小小的脑瓜对之难以形成一个明晰的概念，而且汇向他们的信息渠道里又瀁杂入了那么多的噪声，于是被糊弄日久之后，“一贯英明”的领导们也终于自我角色迷失，成了一个囿于高墙内靠画符疗疾的政治方士。而帝国的税赋既便是刮地三尺，却也总是难以支持一个能在瞬间膨胀起来的臃肿的官僚机构，每一朝每一代都是这样。腐败、低能、失效、癌症般的自繁殖，痼瘤在政权勃兴伊始就赫然在体表腐烂开来，并最终病入膏肓，沦于败亡。

用我们这些拿电烙铁的工科生的行话来讲，我们这个帝国似乎永远缺少一个能自我调节的一个自动增益控制（Auto Gain Contral）环节，象一个频频掉进正反馈陷阱的电路一样，一个初始的微小扰动就能被放大到全盘无序的混沌状态。我们这个国度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就是辛苦寻找那个有自动增益控制的调节机制，以便能使其进入有益的负反馈轨道，置社会动荡于严格的可控范围之内。

然而“治大国如烹小鲜”，原本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也现代化得很艰辛，代价惨重，不是被灼烤到体无完肤，就是进化得半生不熟。这个我们所缺乏的AGC环节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要引进第二党，也搞驴象之争三权分立，是谓共和；有人说应该搞民间社团化，将初始扰动消解在其中，是谓民主社会；有人说应该将中央集权多多下放到地方，是谓分权；有人说代议不够落实虚有其表，应该言路畅达各抒己见，是谓自由。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但在全民得以衣食无忧之前，我看诸如此类的呼号都有点文不对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让人们拿来在公共论坛上大声聒噪的。咱也不说罢。且回过头来说史景迁。

前些天在史景迁《皇帝和秀才》的前言里看到一段妙言，顿时觉得我这几十块大洋花得其所，没有白白扔在水里。特摘如下：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是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谋逆秀才曾静和他企图推翻的雍正皇帝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可他们竟然合作完成了一部流传广泛的著作，由此而构成了清代的一桩奇案；而这桩奇案看来正为上述论点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论据。然而，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曾静和雍正皇帝之间的故事也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史景迁所说到的历史的这两项效用，的确就是我们翻阅历史书籍时着迷的地方。当然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关注史景迁寻找“很可能永远没入时光浊浪中的历史小人物的模糊身影”的理由了。